商业部


商业部关于城市商业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1985年8月5日，商业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的精神，为扩大企业在劳动人事工资方面的自主权，以增强企业的动力和活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搞活商品流通，提高经济效益，特作如下通知：
一、劳动人事方面
（一）国营商业企业的经理（厂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也可以由企业选举、聘请，经上级主管部门考核后批准任命；副职由经理（厂长）提名，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企业中层干部和商品部主任由经理（厂长）任免。营业组长可由职工民主推选或聘用。国家所有集体经营企业和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经理（厂长）由企业民主选举或招聘。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从职工中选拔干部，在任职期间享受同级干部待遇，不担任干部时，仍回原岗位工作，不保留干部待遇。企业也可以从外单位外地区招聘技术、管理人员，并在国家规定范围内自行确定报酬。
凡是由上级任命的经理（厂长），一律实行任期制。每届任职期限，应根据企业的规模和业务经营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任期，每届任期最多为四年。在规定的任职年龄内可以连任，但不得超过三届。现任经理（厂长），任期自何时计算，由各级主管部门自行确定。1985年1月1日以后任职的，按批准之日计算。
（二）国营商业企业应积极改革用工制度。在国家批准的劳动计划内，有权根据业务需要和行业特点，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吸收职工要实行公开招工，全面考核，择优录用。从社会上新增的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对现有固定职工，要逐步解决“铁饭碗”的弊病，要认真总结各地试行的劳动组合制、选用制、聘用制的经验，选择好的形式加以推广。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对年老体弱的同志予以照顾，进行妥善安置。对少数未被组合或聘用的同志也要采取积极的办法，做好安置，允许本人自谋职业，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和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的小店铺，原来是国家职工的其身份不变。国家所有集体经营企业和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今后由于生产、业务的发展，从社会上新增加职工为集体所有制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
屠宰、酿造、浴池等行业的有些工种以及农村的食品站、粮站等需要增加的职工，在国家批准的劳动计划内城镇人口不能解决时可以从农村招收。来自农村的人员不转户口、粮食关系。
（三）企业要在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加强编制定员劳动定额管理和岗位责任制等基础工作，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职工队伍素质。劳动组织形式、工时制度由企业根据有利于为消费者服务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原则自行确定。
企业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编制定员范围内，可以按照业务经营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确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任何部门不得硬性规定企业上下对口设置机构和人员配备。企业有权抵制任何部门和个人违反国家规定向企业硬性安插人员。企业的富余人员原则上要由企业从促进业务经营和满足社会需要出发，通过广开新的生产、经营、服务门路，搞好职工余缺调剂和对青壮年职工的培训等方法，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进行妥善安置。
企业经理（厂长）有权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对职工进行奖惩，包括给予晋级或开除处分。经理给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晋级，每年可以占到职工总数的3％。大中型国营商业企业以本企业为计算单位，小型国营企业以县公司、城市以区公司为单位计算。这部分工资在费用中开支。干部和工人晋级按3％分别计算，互不侵占。领导干部晋级要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考核审批。
二、工资奖励方面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及有关主管部门制订的实施办法中的规定，1985年在条件具备的独立核算的个别国营商业、服务业的大中型盈利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随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试点。试点单位的工资总额和浮动比例，由计委、劳动人事、财政等部门核定。在核定试点企业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指标时，要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从实际出发，一般与上缴税利挂钩，其他经济指标可作为保证或制约指标，完不成时相应扣减工资总额增长的比例。
企业工资总额不管同哪项经济指标挂钩，各级商业主管部门对于所属企业必须规定考核执行政策和服务质量等条件，对于违反政策和服务质量差的要相应扣减工资的增长比例。
企业工资总额随同本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相应增长的部分，允许计入成本（费用），企业不再从留利中提取奖励基金，并相应降低企业的留利水平。
鉴于商业饮食服务业情况比较复杂，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办法，各地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1985年只能选择个别企业试点，选点时要照顾到不同行业，要认真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暂不执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办法的企业，可继续按照国务院国发〔1984〕55号文件、国发〔1984〕124号文件、国办发〔1984〕35文件和劳人薪〔1985〕29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企业内部工资奖金的分配，不仅要和经济效益挂钩，更要与执行政策、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等社会效益挂钩。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正当利益，应把正确执行政策作为重要条件严格考核，凡是违反政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利润，不仅一律不得增提工资，并应追究其责任给予必要的惩罚。
对职工的工资改革和分配，要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重奖重罚，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便劳动之间合理差别。
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的企业，可以把所增加的工资部分连同现行奖金的大部分用来进行工资制度改革，留下的少量奖金，主要用于奖励在生产经营工作中有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突出贡献的职工。
（三）国营商业企业遵照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在新建或调整工资标准时，参照劳动人事部新拟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职工工资标准的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研究确定，不再受1963年原劳动部分别与原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社颁发的商业、粮食、供销业务人员等级标准和1956年原粮食部制定的米面加工工人工资等级标准的限制。
（四）国营商业企业工资偏低的问题，各级都很关心。国务院已经明确，企业工资改革要同经济效益挂钩，同职工劳动贡献挂钩。因此解决工资水平偏低问题，要通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工资总额挂钩来解决。
三、劳保福利方面
（一）劳动保险
国营商业企业、国家所有集体经营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租赁制企业，其离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在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尚未统一实行社会统筹保险前，必须按照商业部（83）商劳字第22号文件规定，建立退休基金制度，实行退休费统筹办法，由企业按统一规定在税前提交退休统筹费。凡已实行退休费统筹支付办法的地区，商业企业必须积极参加该地区的统筹，以解决商业职工老有所养问题。
国营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原全民职工身份不变，其工伤、职业病、死亡、离休、退休、产假等待遇，仍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病假及医疗等待遇根据企业经济条件，在保证真正有病职工的基本生活和保证医疗的前提下，经过职工充分讨论，民主协商，自行确定。租赁制企业由职工民主讨论自行确定。上述企业新招用的合同制职工，各地要在实践中研究、制定新的办法，实行新人新制度。
（二）福利待遇
国营商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11％提取的劳保福利费，应重点用于医药费开支。从税后企业留利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应重点用于兴办职工集体福利事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采取自办、地区联办或上级主管部门统一筹办等办法，切实解决职工吃饭难、托儿难、住房难等实际生活问题。
（三）劳动保护
国营商业企业、国家所有集体经营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租赁制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经营工作责任制度，做好企业的文明经商和安全生产、经营，不断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加强对尘毒危害的治理，确保职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包括既是劳动防护用品，又是营业卫生用品），应根据劳人护〔1984〕27号通知的规定，由企业制订发放标准，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执行。对有毒有害工种的保健津贴或岗位津贴，应按照劳动部门批准的标准发放。其费用在成本或流通费用中列支。


异哉,所谓所有权变动时期问题者

近江幸治《民法讲义2物权法》读书笔记


一、问题的出现
在期末物权法考试的题目中有这样的一道问题“试论述所有权变动的时期”。学生做这道题目时，大费了几道周章，因为学生对这个问题实在是不理解。虽然这个问题在许多“好学生”看来是那么的简单，沈军老师上课明明讲过的嘛，笔记里都是有的阿。诚然，沈军老师的笔记里是有这个问题的，在某认真善良的女生的笔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下面全文转录，感谢她借我复印笔记，供我考前抱佛脚）：
两种学说：（一）认为物权变动的时期是一个点，以登记交付为物权变动时期
（二）认为物权变动的时期为一段时间，从合同签订到可以交付等等为物权变动的时期
Ex:从定下茶叶合同，到茶叶采摘，交付后这一段时间为所有权转移的时期。
实际生活过程中，以登记、交付、价金支付为物权变动的时期。
学生上课时未加细思，茫然点头，匆匆记录，后来翻阅笔记时发现越来越想不通。我觉得这样讲虽然看起来讲的通，但实际上不无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的物权法规定的很清楚，物权变动在登记时发生，并且不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这样一来，又何来把物权转移视为一个时间段的说法呢？学生不理解了，遍寻《物权法》教科书（梁慧星、陈华彬合著）也未获答案。放假后，经研究王泽鉴的《民法物权》也没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书上说（学生按自己的理解概括），世界上的物权变动时间无非两种：1、买卖合同成立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2、意思表示（或物权合意）并不代表所有权效力发生转移，还必须要经过不动产的登记或交付的行为（所谓形式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学生认为，也就是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的差异。在形式主义，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意思表示可以理解为是关于物权的发生、消灭的物权合意，登记、交付是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在债权形式主义，则没有物权行为概念，买卖合同成立后，经过交付、登记发生物权之效力）。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就是登记、交付的时间。那么，又何来把所有权变动的时期看作一个时间段的学说呢？并且，即便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为一个点，也应该有债权契约成立时发生和登记、交付时发生两种学说吧？
二、日本法上所有权变动的时期问题
所谓所有权变动的时期问题，在近江幸治的物权书中被称之为“所有权变动的时间问题”。时间与时期虽有区别，但我觉得，所有权转移的时期和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的问题实际上并无差别，时期与时间实则是表述（或翻译，其实我以为还是翻译为时间更为准确）的不同而已。我仔细读了近江幸治的《民法讲义2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王茵译 渠涛审校），对这个问题有了些自己的意见，于是整理成一个关于所有权变动时间问题的读书笔记，也就是本节的内容。本节的顺序还是基本按照近江物权的思路，中间夹杂着我的理解。中间凡有引注，无特殊说明者，都出自近江幸治的物权讲义；中间所谓《民法》者，都是《日本民法典》，关于日本民法典的译文，我都采用的是《民法讲义2物权法》中王茵的翻译。
（一）问题的提出：对日本民法176条的理解
日本《民法》第176条规定：物权的设定及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
这条法律看起来是继受了法国的意思主义，也就是说物权的变动因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买卖合同成立时也就是物权变动发生的时间点。但仔细思考一下，发现其中不无问题，概括说来，在以下三点：
A、意思表示的时间问题。《民法》中的发生效力意指物权变动即买卖契约的所有权转移。所有权转移可以经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但意思表示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意思表示呢？在一般的交易中，甲某将一物售与乙某，一般经历这样两个阶段：首先是签订买卖的契约，然后的一个阶段则包括了价款全额支付与标的物的交付和登记。问题出现了，这样的两个交易的阶段中包含了两个时点：a、买卖契约成立时；b、价款支付与交付、登记时。那么，176条的“意思表示”究竟是哪个时点的意思表示呢？依据“文意解释”，此“意思表示”当然指买卖契约时的意思表示，所有权也就是在买卖契约时发生转移。但近江先生说，这样不符合日本民众的交易习惯。交易习惯一般认为，所有权在价款支付与登记、交付时发生。
B、176条的所谓意思表示是“物权合意的意思表示”还是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呢？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民法的176条是受到了法国“意思主义”的影响，其实就近江先生看来，176条实际上是保留了旧时期日本民法的规定。但是，问题在于，176条能否简单的解释为法国的“意思主义”呢？176条仅仅是规定了“意思主义”也就是说物权变动不需要“形式主义”下的登记与交付作为生效要件，而并没有明确“意思表示”的性质及其与“债权契约”的关系。在近江先生看来，这个问题应该从整个的民法体系和日本国的交易习惯上去解释。
C、所有权转移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争议的焦点，它实际上与前两个问题一样都是根据日本民法176条而产生的。欲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B问题，即176条之意思表示是债权意思表示还是物权意思表示的问题，对此问题学者有着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解释C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学说。
至此，我们可以说基于日本民法176条产生的三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而生的，也可以说它们核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地位？由此问题存在的不同立场，才会对上述三个问题产生不同的学说。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对176条的不同解读
根据德国民法理论，将法律行为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就是指使行为人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处分行为，是指能够使权利发生设立、变更、消灭效果的行为。理论又认为处分行为包括了产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和向第三人转让债权和债权放弃的债权行为。这种债权行为因为能与物权行为产生类似的使权利发生变动的效果，而被学说称为“准物权行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德国学说认为，仅仅有债权行为上的买卖契约尚不足以使物权发生权利变动，因为债权行为是一种负担行为，它只能使行为人背负债权、债务。因此，萨维尼认为登记、交付与价款支付是一种真正的物权行为，才是使物权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出版）。德国学者将物权行为从法律行为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与债权行为相独立的一种法律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与德国民法不同，日本民法176条规定，物权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变动。从文意解释，日本民法系采用与德国截然不同的法国“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因此日本民法不承认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概念。但是，对176条的理解，日本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176条中的意思表示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还是债权的意思表示？从根本上而言，也就是说学者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本明文确定了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所以，日本的所谓物权行为独立性是一种观念上的物权行为。（参见近江幸治《民法讲义2物权法》P40）学者就物权行为独立性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在讨论独立性问题的同时，学者也将所有权转移的时间问题一并考虑。
三、独立性与所有权转移的时期
[1]否定物权行为独立性的立场
A、契约时说。此说据近江幸治介绍是近年来的判例通说，此说是以否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法国意思主义为前提的，认为在债权契约中包含了所有权转移的合意，所以原则上在契约成立时，即发生债权关系又发生物权的变动。
B、价款支付、交付、登记时说。此学说以日本国的交易习惯出发，认为所有权的转移在价款的支付、交付、登记时发生。该学说又有以下两个分说：
（a）价款支付时说——有偿性理论。该说认为，所有权仅仅是观念上的，观念上的债权契约中已经包含了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权行为，价款支付、登记、交付等物权行为不过作为债权契约的效力而被实施。持该学说的学者川岛武宜主张虽签订债权契约，但所有权的转移和双务契约的对价有关，故所有权仅在价款支付时发生。
（b）登记、交付时说——有偿性理论的修正。有偿性理论在分析单务合同（如赠与）等不产生对价的物权变动问题时根本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并且，即便是有对价的交易，如果双方当事人已经办理了登记和交付的手续但没有向对方支付价金，这种情况下，用有偿性理论就很难得到解释。
[2]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立场
C、价款支付、交付、登记时说。虽然持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学者与否认说的学者在所有权转移时期的问题上得到了一致的结果，但两者的理论基础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认为所有权在“价款支付、交付、登记时”发生转移的学者坚持物权行为独立性的理论，他们提出“观念上的物权行为”理论，把“价款的支付、交付与登记”视为一个与债权契约相分离的独立的物权性质的行为。他们认为，价款的支付、交付与登记是一种与债权行为不同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引起了所有权的变更，因此所有权在价款的支付、交付、登记三者中任一先为时发生。
D、确定不要说——所有权分阶段转移说。该学说的学者厌倦了长期以来对所有权转移时期的争议，他们主张从解决现实纠纷的角度分析问题，他们把合同的缔结，价款的支付、登记和交付等视为一个有关所有权转移的程序，所有权在完成此过程才发生转移，在过程中确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没有意义。其论据是，在买卖程序中的卖方和买方都不是完全的所有权人，而通过此程序，与其说是所有权发生转移，不如说是风险承担、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分阶段转移。

三、我对所谓“所有权转移的时期”问题的看法
所有权转移的时期问题溯其本源，其实是由于学者对日本民法176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三个问题之一。这三个问题盘根错节，究其根本，我认为是因为日本民法176条中的“意思主义”虽徒有法国之形而未备其实所致。日本整个的民法系采德国的“潘德克吞体系”，分为债权与物权两个不同的概念，债权与物权有不同的效果，债权行为仅仅能够引起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动。由此，就应该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开来。不然，不能从整个民法的体系上去理解物权变动的原因。日本176条虽明定物权的变动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但于意思表示的时间与性质却均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如果，单纯依照法国的“意思主义”模式进行理解（比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就是法国意思主义的支持者），不仅违反了日本国的交易习惯，而且不能对物权变动的问题从民法体系的整体上进行理解。而且日本民法的176条与法国的“意思主义”本来就有很大的不同。（1）从整个民法的体系上而言，法国系采盖尤斯的“法学提要”式的民法体系，不区分物权与债权的概念。契约的成立就可以认为所有权的变动发生，而不需要有物权行为的概念参与。这从法国的民法体系上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而日本民法在整个民法体系上区分了物权与债权的概念，依据债权的理论，单独的债权契约仅仅能够产生债权与债务的关系，而不能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转移必须通过一定物权行为方能发生变动。即便是日本否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学者也必须承认债权契约不能引起物权关系变动的理论，比如否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川岛武宜也是将“意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所有权只是观念上的，物权变动的结果包含于债权契约的效力之中。（2）日本与法国对引起物权变动的契约的法律规定不同。法国法律并不将买卖契约作单纯的意思表示一致理解，而是一般将其解释为当事人在达成不动产买卖的合意后，由公证机关经过调查而依据公证人出具的公证书作成的买卖契约（参见近江幸治《民法讲义物权》）。
由于上述原因，日本民法的176条不能做法国的“意思主义”解释。我以为，176条是模仿法国《民法典》的产物，176条的规定与整个日本的“潘德克吞”的民法体系产生了冲突。并且基于这些冲突，导致学者对176条所言的“意思表示”的时间与性质产生了诸多怀疑，所谓的“所有权转移的时期”问题也就产生了。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所有权转移的时期问题是基于一个不成熟的法律规定的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的问题，是一个仅仅在日本或类似日本民法规定的国家的法律理论中才会出现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梁慧星与王泽鉴的书中都没有提到的原因，因为大陆与台湾的法律没有出现日本176条的学说争议。类似日本民法176条的现象是任何一个继受性法律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沈老师在课上讲所有权转移的时期的问题时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把所有权转移的时期问题当成了一个法律领域的共同的问题。其实，所谓“所有权转移的时期问题”只是一个日本民法上的特殊问题，而这个“特殊问题”是基于一条不成熟的法律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