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盗窃案谈共同犯罪中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兼论“补强证据规则”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31日晚，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和在涪陵区龙潭镇街上，由沈某、廖某和勾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游某价值人民币3600元的摩托车一辆，该车由犯罪嫌疑人廖某单独销赃，所获赃款由犯罪嫌疑人沈某、廖某、勾某分用。
2007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在涪陵区百胜镇街上，由沈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刘某价值人民币3400元的摩托车一辆，后该车被公安机关查获没收。
证据分析：
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对龙潭街上次盗窃，其辩称站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虽知道其余三同案人盗窃，但并未参与盗窃的共谋，也未实施盗窃行为和分得赃款，对该次盗窃，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后二人因该两次盗窃已被判刑）则供述称，周某知道并同意了盗窃，其站在远处是起望风的作用。廖某供称“未分与周某赃款，是因为我们吵了架”。对百胜街上次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辩称“因为我和廖某吵架了，开始我不想去，他们中的一人喊我去耍，我是跟沈某、廖某和勾某一路去耍，未实施盗窃”，同案人沈某供述称“是我和周某盗的摩托车，推摩托车的时候，周某搭了一把力”，同案人廖某和勾某则供述称“是沈某和周某去偷的摩托车，具体怎么偷的不清楚”。同时，本案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等证据在案。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分歧观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共犯之间的口供只要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量刑，本案除周某外的各同案人的供述基本能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仍然是口供，不能互为证人。运用共犯的口供，仍然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如果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一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排除了串供的可能性；二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是依法获得的；三是各被告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各犯罪嫌疑人都到过现场以及各自在现场的活动；四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同案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仅据此就对其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同时，在有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补强作用足够时，可以依据同案人的供述与其余补强证据之间形成的证明体系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若补强作用不够，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据此，本案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首先笔者并不赞成第一种观点。同案人的口供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上，笔者认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属于证人证言。所谓犯罪嫌疑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承认犯有某种罪行所作的交待。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构成证人证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证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外的人，同案人口供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故在证据种类上不属于证人证言。
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明力大小，能否成为对其余犯罪嫌疑人的定案依据，笔者认为，还应当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同案人口供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深究该条之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该条中的“犯罪嫌疑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亦包括共同犯罪的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同案人口供相互印证的情况之下，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客观性就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存在非自愿供述与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因为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很有可能为了推托罪责，或者争取立功表现而作虚假供述。在有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共犯的供述在证据种类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即使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一致，供述之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故以不确定的口供来证实口供，其结论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即使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依然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故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笔者均不支持。
第二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对同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了解得最为直接和彻底，若其口供能在有他项证据以辅证下，真实可靠性得到证实，则该口供的证据能力就应该得到肯定。因此，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同案犯罪嫌疑人之口供，而应积极搜集其余证据以补强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使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锁链。注意搜集和运用其余证据，就必定涉及到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该项证据规则主要应用于英美法系，且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包括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方面。在英美证据法中，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对每一事实的虚假性进行证明时，对进行这种证明的证人证言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对口供补强作了相应的规定，虽然该规定较为笼统，但仍然可以认为刑诉法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即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补强证据须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同案人廖某、勾某的供述，并不会因为二人与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不处于同一追诉程序，在证据种类上就为证人证言，而仍然为被告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其参与了盗窃的共谋和行为的实施。其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在证实周某参与盗窃共谋和实施了盗窃行为两点上，大体上能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却不能相互印证。龙潭次盗窃，在盗窃现场，犯罪嫌疑人周某站在约100米远的地方，在此次盗窃中其作用均来自三同案人的口供，这几份口供对周某之作用的证实，因为无证据证明四人事前明显的共谋与分工，所以该“证实”可以说是均来自三同案人的“臆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实为“无证据的断言”。对百胜次盗窃，也仅有同案人沈某的供述证实周某在盗窃过程中有何具体行为。笔者认为，本案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周某参与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同时，本案虽有被害人失主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但该两项证据仅能证实摩托车被盗与犯罪嫌疑人廖某销赃的事实。就算该两项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供述的真实性，但在证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参与了盗窃的事实上，关联性不大。再则，廖某与周某之间有矛盾（双方都称有吵架的事实），不能排除该三同案人虚假供述的可能，也就无法利用该“不真实的事实”来进行“事实推论”，故该两项证据对同案被告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所起的补强作用并不大，证明力不强。同案人之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这几项关键证据之组合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仍然存在犯罪嫌疑人周某知晓盗窃且在现场，但仅为知情者而非犯罪者的可能，此时，本案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构成盗窃罪上，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作“无罪推定”，认定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近几年来，西方刑事理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推广与深入，要求办案人员在搜集和审查把握案件证据的时候，不应太依赖“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否则会有 “强行定罪”之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人的供述来证明其余同案人构成犯罪时，必须运用补强证据规则，借助其他证据来进行补强。并且，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的补强，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唯有如此，认定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才确实、充分。

浅析定作商品房涉及的法律问题

武志国


　　一、何谓 “定制别墅”、“定制公寓”、“定制物业”、“定制商品房”等概念
　　（一）定制商品房的概念及分类
　　所谓定制“商品房定制”，或者所谓“别墅定制”、“定制物业”、“定制公寓”等概念是指按照业主所想，量身定做个性突出、能反映居住者个人风格和追求的身心栖居或他用之所。
通常情况下，房屋建造商被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成品型，半用户定制型，和用户定制型。
（1）成品型开发商致力于大批量的房屋建造。设计几种样板住宅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开发商通过这种成品设计的方法提供一个建好的房子。
（2）那些运用半用户定制的设计方法来发展住宅的开发商，由于他们把预制和用户定制的特点结合起来，通常被称作半用户定制开发商。
（3）用户定制开发商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完全独特的住宅。这种“用户定制设计”的方式是最为理想的为顾客定制住宅的方法，因为它能根据不同情况创造出满足不同个人居住要求的住宅 。但是，用户定制住宅的完成通常最为费时。由于建筑工地分散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建造时间较长，再加上批量化房屋建造的经济性的丧失，使得用户定制住宅的价格通常比较高 。
我们在实际销售中也有一些业主会提一些个性化的要求，主要是装修方面的，提出要求的时间也是在规划设计确定之后的事情，甚至是交房前后提出。
　　（二）定制开发商品房的销售本质
定制商品房是个人意志的物化体现，它在精神深处能满足购房者的限量情结，属于自定义生活范畴。
定制开发商品房是新的销售策略，不断细分消费者群体，对特定的消费者群体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开发，根据精英群体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品质要求， 量身定做的个性化用房，尽最大努力地迎合特定群体的“个性化”购房需求。
　　（三）定制开发商品房起源及发展
据说，“定制公寓”概念起源于日本在日本，欧美国家更为普遍，定制的内容也更贴近购房者的需求。完全按照住户的需求建造房屋的定制，而非只提供有限的选择方案，称得上是真正的定制房屋。
虽然定制公寓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并且形成了成熟模式，但在国内还处于萌芽阶段。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一批主流地产开发商逐步加快公寓（别墅）定制产品的开发，这一类型的定制公寓（别墅）产品的出现，中国一线城市的中高端市场在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和欧美等发达市场一样，从毛坯房、精装房逐步过渡到定制房时代。也有人认为，定制公寓理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另外，还有一种是定制商品房并承租的模式很普遍。
　　二、定制商品房行为的法律属性
　　（一）不是委托建造（加工承揽）的合同关系，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
这种用户定制开发商在国外被称作“设计--建造公司”，从法律上讲，仍应是房地产开发商，而非设计和施工方）。
定制商品房可归入预售范畴。
有观点认为，房产商即业主为某定制商品房项目与承租人或者购买人协商，按照承租人或者购买人的要求专门立项，设计建造，这是企业间或者个人与企业间的商事行为，因为不是对不特定公众的销售，不属于预租预售的法律框架体系范围。
　　（二）住宅建筑设计标准的个性化是定制商品房的核心
与普通商品房建造均由开发商说了算不同的是，定制购房意味着购房者可参与到选地、规划设计、建筑材料购置乃至房价的确定等，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方面就是规划设计这一环节。
在定制合同中应注意约定避免规划设计方案不得随意变更，约定设计方案不能通过时的处理。
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要分成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3个具体步骤。方案设计反映了建筑平面布局、功能分区、立面造型、空间尺度、建筑结构、环境关系等方面的设计要求。初步设计在方案设计的基础上，应提出设计标准、基础形式、结构方案及各专业的设计方案。初步设计文件应该包括设计总说明书、设计图纸、主要设备与材料表、工程概算书4个部分。施工图设计是初步设计基础上的更详细的设计，具有工程设备各构成部分的尺寸、布置和主要施工方法；并要绘制完整详细的建筑及安装详图及必要的文字说明。
　　开发商在进行规划及建筑设计前，需要向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报规划设计条件，以获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主要规定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建筑控制高度、停车位个数等）。房地产开发商根据规划设计通知书，委托有规划设计资格的单位完成方案设计，然后持方案设计报审表、方案设计及其说明书等有关资料，报经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查，确认符合规划要求后，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方案设计得到批准后，即可以进行初步设计。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对建设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进行审查，确认其符合规划设计要点后，建设单位就可以进行施工图设计。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对工程施工图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合格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下，真正的“度身定制”极难实现，当年上海紫园的定制服务被有关部门依法紧急叫停便是先例。
　　三、商品房定制存在的风险
　　（一）工期及造价风险：成品型好处还在于缩短施工时间和减少造价，定制商品房可能导致工期和造价增加不确定性。
　　（二）市场销售风险：由于定制商品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承租人或者购买人的偏好，销售对象相对较狭窄，而且一般都要求达到比通常标准更高的要求，成本可能提高，又不具有通用性，使得开发商风险相应增大，设计修建方案等能否通过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核存在不确定性，如定制人反悔退出或者项目中断，再转售他方时可能受限。
　　（三）法律风险：目前国内有关商品房投资开发销售方面的政策法规尚不能适应定制商品房的要求，定制商品房在国内尚存在诸多问题。在目前国内住宅建筑设计标准、商品房预售条件、签约流程、销售合同条款、房价限制乃至贷款金融配套等方面政策，都对定制物业有着较多限制，交易的安全性很亟待保障。
　　四、定制商品房主要涉及所签合同的合法性以及所收款项的合规性
　　订制商品房应该建立专门的“定制合同”，对定制部分做专门的约定，明确定制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定制商品房在设计方案确定之前就需要与购房人签署合同，势必属于在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之前签署。
具体可通过两种方式签署合同：第一种方式，直接签署买卖合同，将来再签署网络打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另外一种方式是签署为预约买卖合同（认购书），将来再签署网络打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述两种合同均存在如下有效性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如果商品房定制合同签署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六条、《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都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必须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与购房人签订合同的，将可能导致该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也就是说，在起诉前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就应该认定该合同为无效。
如果购房人明知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仍与该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无须承担上述赔偿责任的。购房人在购房款以外的其他损失，包括房屋增值部分的损失只能自行承担，也不能另行获得一倍房款的赔偿。如《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也规定：“房地产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人没有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或者相关批准文件仍然购买商品房的，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
　　（二）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签订商品房认购书的合同效力存在不确定的情况
基本上有以下两种观点：
1、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双方签订的认购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开发商须返还定金。
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三）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五）权属有争议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此观点认为上述法律规定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持该观点的还用其他相关的部门规章规定证明，上述法律规定的本意是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