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探望权执行的三项措施

龙波 黄琼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抚养、赡养、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是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的亲权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但是，因探望权纠纷的发生，多数是由于夫妻在离婚时就矛盾重重，离异后无心平气和地协商子女的探望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在探望权执行中存在很大的难度.。
从法理上看，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如何去执行呢？每一个执行法官做法不一。因为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定执行措施。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措施如查封、冻结等，对探望权的执行也不适用。因为子女并非执行对象或标的，不能对子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笔者认为，对探望权的执行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措施：
第一、执行法官首先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思想上拒绝执行的原因。然后，耐心细致地做好双方的法制宣传工作，消除双方当事人间的疑虑，告知享有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教育父母从照顾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出发，自觉执行义务。
第二、要求相关单位协助执行。探望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如果探望受阻的，应考虑由未成年就读的幼儿园或学校协助执行探望，由执行法官联系这些协助单位，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行使探望权。妇联和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也可以作为法院执行这类案件时的协助单位。由幼儿园、学校、妇联及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协助执行，不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创伤。
第三、对拒不履行协助的个人和单位，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具体措施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切实维护当事人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建议对子女探望权的执行措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或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补充完善。



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分两类：权力主体，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权利主体，即诉讼参与人，主要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传统的刑事司法将犯罪视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害，在对犯罪的追诉上，主要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国家作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进行控诉，而切实遭受权利侵害的被害人被边缘化了。现实中，很多轻微的刑事犯罪对国家利益侵害不大，而利益受到侵害最明显的主体是被害人，因此，在刑事犯罪特别是轻微刑事犯罪中，被害人是最应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并能够决定自身的利益方向的人。近年来兴起的刑事和解制度即“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尊重了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处理刑事案件中的自主意愿，令这一问题有了明显改观。该制度起源于西方，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今年的刑诉法修正案就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第五编第二章专门加以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正是因其具有对诉讼主体利益无可替代的价值，下面就在这一维度对刑事和解制度加以论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的价值分析

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被严重忽视的被害人利益在国际上逐渐得到重视，被害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1996年刑事诉讼法为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增加了相应条款来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如允许自诉案件的当事人自行和解，对不立案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抗诉申请权等，但这些权利当中，大部分都是增加被害人的追诉能力，满足了他们的报应情感，而被害人恢复的需要并没有被满足。在长时间的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不但没有得到被告人的道歉和赔偿，由于长期受诉讼所累，心理创伤得不到平复、案件未结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费用的承担、对诉讼结果的担忧以及担心矛盾激化、被告人的报复等多重因素，使得被害方不仅无法得到心理上、经济上的补偿，反而更增加了其负担，这也是现实中很多刑事案件出现“私了”的原因。但是“私了”终归无法对被害人得到合理的保障，面对被告方的反悔以及时间流逝证据的消失，最终受损害的还是被害人。

总结起来，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1．给予被害人自愿和解的自主权。刑事和解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在不破坏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体现对被害人的保护。而此次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纳入到刑事诉讼法中，证实了立法对被害人自主权的尊重和主体地位的承认，体现了被害人地位的提升，使得被害人不仅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更成为参与解决矛盾冲突的主导者。被害人有权利决定是否进入和解程序，给予被害人对案件处置方式的自主权选择权，有利于其更好的维护切身利益。

2．和解的效力得到法律的保障，避免了私自协议的不确定性。

3．诉讼及时及履行及时。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在法庭审判之前，甚至是在公安检察阶段进行，避免了长期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它通常是在和解协议履行的基础上生效，履行及时，避免了诉讼后执行难的问题，解决了被害方的后顾之忧。

4．有利于案结事了。和解制度因为有了被害人的参与，使双方在一个平和、自然的环境中解决纠纷，避免了多次盘问对被害方造成的身心伤害。和解出于自愿，被害方容易对和解结果产生认同和满足，从而审判结果更容易被接受，和解后矛盾得到进一步化解，从而更能够实现案结事了，达到和谐统一。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告人的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告人的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减少审前羁押和刑罚的适用。因刑事和解而减少的审前羁押和刑罚的适用，不仅可以防止短期刑罚对轻刑罪犯羁押造成的“交叉感染”，还可以避免对被告人张贴“犯罪”的标签，也有利于防止被告人不良内心定位。

2．消除被害方的对抗情绪。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在沟通的过程中，犯罪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也得到了消除或者缓解。

3．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刑事和解出于自愿达成，缺少了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减少了双方的敌意和争执，双方更为真诚的对话和沟通更有利于被告方冷静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真诚悔过，进而减少因诉讼冲突而对被害方产生的怨恨和对未来判决结果不满而引发的次生问题。

4．及时诉讼。与被害方相比，及时诉讼对被告方的意义更为重大，快速审理刑事和解能够在公权力的主持下进行和解，有利于短期内达到案结事了，进而不影响被告人的生活。

5．对被告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由公权力的主持下进行，具有权威性，使得被告方担心被害方漫天要价的顾虑，有助于和解的真诚性和实质性。

6．有利于被告人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及时地将案件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迅速解决，使得造成的损害尚未扩大的情况下消除，从而使得被告人尽快地走出犯罪的阴影，重返社会，不影响其家庭、社会地位等，而刑事和解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同时，刑事和解后的减轻、免除刑罚，防止刑事惩罚对被告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体现了对被告人回归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刑事和解制度对权力主体的价值分析

除了被害人与被告人外，刑事和解制度对公权力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也是有益的，主要体现在：

1．效率价值。此次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诉案件的和解制度，这一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诉讼分流机制能够大大提高效率，特别是在公安、检察阶段将轻刑案件解决，防止一些轻刑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减少诉讼资源的浪费。由于其在案件发生初期，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成的协议，避免了一味的判决使双方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引起上诉、申诉、信访等问题，也解决了后续的执行问题，将处理轻刑案件的社会成本大大降低。

2．减少审前羁押和刑罚适用。轻刑案件及时地达成和解可有效减少审前羁押和刑罚适用，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

3．解决疑难案件。大量轻刑案件牵涉了司法机关的很多精力，虽然案件轻微，整体对社会危害不大，但是这些轻刑案件常常因为只有言辞证据，客观证据不固定、易流失等问题成为疑难复杂案件，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很难使当事人满意；如果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判决，于法又无据。如果没有一个初期的分流机制，案件数量的巨大和程序的繁杂将直接影响到公安、检察、法院对重大案件、恶性案件的打击力度。和解制度的确立，对权力主体而言，能够以一种双方都接受的方式解决纠纷，不仅能够息诉罢访，案结事了，由于其将矛盾迅速化解在公诉程序的初期，进而大量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有机统一。

4．消除双方矛盾，防止次生事件，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及时回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防止由犯罪引发的报复、群体事件等次生问题。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刑事诉讼中允许被害方和被告方作为主体参与到诉讼中，表达自己对于诉讼的需求，进行适当的和解，是公权力的让渡，是民主的体现，也是刑事诉讼主体意愿的体现，是主体地位的回归。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考察我国国情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的，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在法治进程中的表现，更体现了对于被害人权利的关注。当然，任何制度的建立并得到有效实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法制观念的增强而不断适应、完善。我们期待其在实践中产生更大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在执行的过程中要确保其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健康地发展，避免由此滋生不公正、腐败等问题发生。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