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
贵州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
(2007年5月25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发挥其在经济社会交流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和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实施检查评估。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保障。
第五条 每年9月第三周为本省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市、州人民政府及地区行政公署和县级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将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工作列入教育督导和学校评估的内容。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工作列入教育教学基本内容和常规管理。
第八条 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下列情形，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
（一）国家机关公务活动；
（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和采访活动，制作的电影、电视剧、汉语文音像制品、有声电子出版物；
（四）商业、金融、旅游、文化、体育、卫生、铁路、民航、交通、邮政、电信等公共服务行业直接面向公众的服务活动；
（五）会议、展览、庆典等活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外国语言的除外。
第十条 195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下列人员，应当参加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以下等级标准：
（一）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
（二）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管理人员应当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其中：担任普通话教学的教师应当达到一级乙等以上水平，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乡村学校的少数民族教师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
（三）师范院校的学生、非师范院校中与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应当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
（四）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应当达到一级乙等以上水平。其中：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应当达到一级甲等水平；
（五）公共服务行业直接面向公众服务的从业人员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其中：从事播音、解说、话务、导游等工作的人员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
对尚未达到前款规定等级标准的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计划，组织培训，定期达标。
第十一条 下列情形，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一）公务用字；
（二）教育教学用字；
（三）汉语文出版物用字；
（四）影视屏幕用字；
（五）商业、金融、旅游、文化、体育、卫生、铁路、民航、交通、邮政、电信等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场所用字；
（六）公共设施、广告、标语、名称牌、指示牌、招牌等用字；
（七）设计、制作、使用的中文信息技术产品用字，注册网站的网页用字；
（八）商品包装及说明用字；
（九）会议、庆典、展览等活动的用字；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确需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少数民族文字或者外国文字的，应当同时使用规范汉字注释或者标注。
第十二条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辑、记者、校对和文字录入人员，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广告业从业人员，中文字幕制作人员以及誊印、牌匾制作人员等的汉字应用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省普通话水平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工作，核发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和汉字应用水平等级证书。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使用或者未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其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城市公共场所设置的设施、招牌和广告不使用规范汉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拆除或者销毁，并可以在媒体上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一、未取得驾驶资格：一个亟待明细的概念
在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交强险追偿案件中，经常遭遇“无证驾驶”、“未取得驾驶资格”和“准驾车型不符”等概念的困扰。现行法律并未对“未取得驾驶资格”作出明晰的概念界定，虽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使用了“未取得驾驶资格”一词，但其内涵外延并未作明晰的界定。对于“无证驾驶”是否等同于“未取得驾驶资格”以及“准驾车型不符”是否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理论存在纷争，实务处理亦不统一。
（一）分歧：基于不同角度的解析
实践中，主流观点及做法是“准驾车型不符”属“未取得驾驶资格”，按“未取得驾驶资格”处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05年12月5日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相关问题的请示，作出了国法秘函【2005】436号《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的答复，第一条规定，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无证驾驶；在适用处罚上，依据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按照未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从轻处罚。 理论和实务界有人据此推导出，准驾车型不符即“未取得驾驶资格”或“未取得驾驶证”。笔者认为，从该文件的效力阶位来看，它不属于法律的渊源，只是规范性文件，对准驾车型不符所作出的指导性或倾向性意见，而不能据此作为裁判的依据。保监厅2007年11月29日对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未取得驾驶资格”认定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7〕327号）指出，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实务中，“未取得驾驶资格”包括驾驶人实际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情形。 笔者认为，该复函亦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保监会系保险公司主管部门，此复函难脱部门利益保护之嫌。
也有将“准驾车型不符”与“未取得驾驶资格”作严格的区分，例如浙江省公安厅浙公复（2005）99号文件《关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资格认定的批复》将“准驾不符”与“未取得驾驶资格”等10种情形并列为“无驾驶资格”。在此层面上，“准驾不符”与“未取得驾驶资格”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并列的两个概念，笔者认为，作此解读，更显严谨和缜密。
（二）解读：从语义到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法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必须予以清晰界定，它关乎法律条文的具体使用，倘若因概念不清或混乱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最终必将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上述函、复函、批复或诸如此类的文件，实际上都无权从法律层面对相关条文或法律术语作出有效解读。
从语言学角度分度，“无证驾驶”、“无驾驶资格”、“未取得驾驶资格”的违章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没有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辆；或持有已经失效的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准驾车型不符”的违章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已经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了某种准驾车型的驾驶证，而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行为。从上述两种违章行为构成的要件看， “无证驾驶”强调的是“无证”，即未取得驾驶证，而“准驾车型不符”强调的是“有而不适”，即虽取得了某种准驾车型的驾驶证，但驾驶了与驾驶证准驾记录不相符合的车辆。
从法律规范层面分析，上述两种行为均属违章，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具体条款不同，处罚依据及处罚标准也不同。“无证驾驶”的行为违反《道交法》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的处罚依据是《道交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的标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四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准驾车型不符”的行为违反《道交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之前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路》处罚依据是《条例》的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的标准是“处1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4个月以下驾驶证”。 而且国务院法制办的复函也认为应“按照未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从轻处罚。”因此，笔者认为，“未取得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两者之间并不能当然的划等号。
二、赔还是不赔：社会保障属性的法定义务
（一）基于社会保障的制度救济
因“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目前理论认识和实践做法基本是一致的，即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权向致害人或投保人行使追偿权是另外层面的法律关系。面对此类案件，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是，致害人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属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之规定，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至多承担抢救费用。
笔者认为，被保险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受害人要求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直接向其作出赔偿，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而享有的法定权利，交强险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其出发点是当交通事故发生后，交强险是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对受害人予以制度上的救济，确保受害人不致于因致害人无法赔偿而陷入困顿，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合同的约定不能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悖，故不因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而免除保险公司的法定责任。因此，在除受害人故意情形下，保险公司都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 省高院也通过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此予以裁判指引。
（二）法条歧义背后的立法缺陷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似乎又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条例》的立法本义又有所冲突。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从字面理解，保险公司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在交强险限额内只垫付抢救费用，许多案件中保险公司也是据此作为抗辩的。笔者认为从法条内容来看，保险公司的抗辩也不无道理，因为从该条确实可以推导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在交强险限额内保险公司只垫付抢救费，并未明确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法条出现歧义和法条间出现抵触不能不说是立法技术存在的缺陷，立法上应当作出修订，消除理解上的分歧。
三：是否享有追偿权：对主流观点的不同视角
（一）主流观点与实践做法
主流观点是“准驾不符”属“未取得驾驶资格”， 按照《条例》及《条款》第九条，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后，可以向致害人或投保人追偿。例如中国法院网曾刊登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习某诉朝阳交通支队一案，因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被交通队视同无证驾驶被处罚后，习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习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准驾不符”，即属于已取得机动车驾驶执照，只是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与法条中“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表明的“无证驾驶”的含义不符。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该案中，习先生取得了准驾车型为A2的机动车驾驶证，但A2准驾车型中不包括二轮普通摩托车，故习先生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已违反上述规定。故将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在性质上认定为无证驾驶具有合理性。因此交通队的处罚并无违法或不当之处。就浙江而言，各级法院在对待“准驾不符”的做法上也是基本一致，视同“未取得驾驶资格”，支持保险公司的追偿诉请。
（二）基于不同视角的解读
对主流观点，笔者持不同看法，诚然，作出上述认定系基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会导致对该类违章行为的放纵，但道德评价不能代替法律规范。如前所述，从语义上并不能必然推出“准驾车型不符”从属于或等同于“未取得驾驶资格”，且即使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也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或在交强险条款中加以明确。现行《条款》属格式条款，对第九条“未取得驾驶资格”出现不同理解时，从法理分析，应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方即保险公司不利的解读，而不能基于道德评判或社会危害性角度随意对致害人或投保人作不利解读。
另外，实践中，“准驾车型不符”情形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或致害人追偿往往不考量过错程度，笔者认为，在今后立法中即使明确赋予“准驾车型不符”情形下享有追偿权，保险公司的追偿范围也应该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加以确定，而不能不对被保险人过错大小加以区分，采取“一刀切”的追偿模式。 根据侵权法原理及有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基本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理解为承担的系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交强险中存在两对关系，一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的合同关系，交强险属责任保险是，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二是保险公司对第三人的责任关系，既非合同关系，也非侵权关系，是基于法律规定所负担的一种法定义务。随着科技进步，汽车业蓬勃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交通安全隐患，基于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保障，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强制汽车所有人投保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保障受害人不至于因得不到充分赔偿而陷入困顿。目前，强制汽车保险的立法例大致分为无过失保险制度和强制责任保险体制两类。 在前一体例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是终局性的责任，不存在向被保险人追偿的问题，而后一体例下，保险公司在约定或法定情形下享有追偿权，被保险人根据侵权责任规则原则承担的是终局性责任。我国交强险体例应属强制责任保险体制，在法定和约定追偿情形下，被保险人应根据其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立法的有效供给：定纷止争的必由路径
目前，我国交强险制度是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侵权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为基础构建而成，诚然，现行制度对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化解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须讳言，现行交强险立法存在诸多缺陷，导致理解上的争议和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目前立法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如前所述，对诸如“未取得驾驶资格”、“准驾车型不符”、“无证驾驶”、“财产损失”等法律概念未予明晰；二是对交通事故的最终责任承担者规定不全面，对保险公司的追偿权未明文规定，易引发司法实践的分歧，各地各自出台指导性意见、实施办法和内部规定，以统一裁判口径，但各地的这些规定、办法互不统一，各自为政，甚至与法律意旨不尽相同。面对法律理解的分歧和立法盲区，最快速的立法供给方法是最高法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但根本上还是应从协调与完善立法体系入手。
（一）从立法上明确界定相关概念
对“未取得驾驶资格”、“准驾车型不符”、“无证驾驶”、“无驾驶资格”、“财产损失”等专门术语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确定其内涵和外延。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未取得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还是应从立法上作严格的区分，这样才符合文义和立法严谨性要求。如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社会危害性和道德风险考虑，要求致害人承担最终责任，即赋予保险公司此类情形下追偿权，应立法予以明确，并将此种情形加入《条款》第九条追偿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