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不适当，债权人起诉债务人，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因此而承担了诉讼费、执行费。为挽回损失，债务人遂将第三人诉至法院——

诉讼费、执行费是否属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案情：1995年1月6日，原告王某以购房缺乏资金为由，向农行吉水县支行申请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至1995年12月10日。1995年6月1日，原告王某持现金10000元欲还给农业银行吉水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在农行营业厅，被告刘某恰遇原告王某，刘某得知王某向农行的借款尚未到期，请求王某将此款转借给他，并承诺由其向农行清偿借款本息。在得到刘某的承诺并由在场的农行工作人员见证下，王某将现金10000元借给了刘某。刘某于1996年12月3日及1998年2月24日以原告王某的名义两次向农行交纳了借款利息。之后，刘某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向银行归还该10000元贷款。农行多次向王某催收无果，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由王某向农行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判决生效后，王某未主动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了该案，王某为清偿此笔借款多付出了诉讼费、执行费用等1820元。王某以刘某违约造成其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1）判决由刘某付清尚欠王某的借款本息。（2）要求刘某赔偿王某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
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支持无争议，但对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多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由于被告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原因是原告明知被告违约，而自己不及时向银行清偿借款，导致银行起诉，判决后又不主动履行，法院强制执行。该项请求是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因而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在农行营业厅订立的口头合同，合同条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原告借给被告现金10000元，利率按原告向银行借款的利率计算。2、借款期限同原告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一致，即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3、被告代原告向银行归还借款。根据双方订立的口头协议，被告应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借款，并代原告交至银行。被告代为还款，实际上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如第三人履行债务不适当，原告仍应履行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有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所指的损害赔偿，又称为违约损害赔偿，指违约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法和依据合同的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民法通则》还有减轻损失的规定，在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减轻损失的规则，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未尽到减轻损害的义务，已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一方在另一方违约后，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其本身也具有过错的，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的规定与《合同法》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应认定为1995年12月10日。被告未在此期限内向银行代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又未将借款还给原告，说明被告已违约。原告王某应积极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但原告并未尽此义务。在法院判决后，原告既不向法院提供享有第三人到期债权，又不履行判决，引起了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收取了执行费，损失进一步扩大。很显然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原告没有采取措施，消极对待而扩大的损失。原告对此本身有过错，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三、本案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因被告违约而导致原告多支付给银行的逾期利息。被告刘某未按照与原告的约定，代其向银行还清借款。导致了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逾期履行，原告因此而支付了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即是被告违约使原告遭受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违约损害仅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或填补债权人因违约行为而所遭受的损害后果。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及执行费用。法院是财政拨款单位，所收费用进入国库，向原告收取的执行费等，并不是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原、被告之间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仅限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产生的逾期还款利息。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蓝 敏 强


从一宗涉农串案谈涉农职务犯罪的“惩”与“防”

赖兴平　古利玲


　　案情回放：2009年初，我院不断接群众举报、上访，反映河东镇大嵩村村委书记、主任李某先在移民补偿、移民新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经济问题。政府补偿，移民新村建设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此时恰逢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影响农村和谐稳定。对此，我院党组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立即派员展开缜密初查，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发现不仅河东镇大嵩村村委书记、主任李某先存在严重经济问题，而且大嵩村村委副主任、副书记兼出纳陈某章、县水库移民办公室副主任马某良、河东镇水管所所长陈某良等人均存在经济问题。据此，我院果断出击，以大嵩村村委书记、主任李某先为突破口，深挖案中案，仅用3天时间就连续立案侦查了涉及移民补偿、移民新村建设涉农职务犯罪案件4件4人，追回赃款及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90多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件分析：县、镇、村干部何以从手握权柄沦为阶下囚？剖析此案，是一道道似曾相识的轨迹，一声声令人深思的叹息。从此宗典型的涉农职务犯罪串案来看，具有如下特点：

1、权权勾结。此案的涉案人员有县、镇、村三级干部，他们手中的权力交叉在一起，编织成一张“铁三角”网，把属于村民的移民款“捞”走了。陈某良，原五华县河东镇水管所所长，在协助上级政府部门履行公务对大嵩村移民户进行登记上报及移民补偿款的发放过程中，利用职务便，采取虚报移民户手段从中骗取移民房改补助款；马某良则是在任五华县水库移民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在收受李某华送来的贿赂款后，为其在工程质量监督、工程款的支取、验收结算等方面提供“特殊关照”。

2、权力集中。权力集中为村干部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农村基层工作组织中一人身兼数职的现象较普遍，造成了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甚至变成个人自治，这种权力集中的现象也使得权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钱。本案中，李某先，五华县河东镇大嵩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陈某章，身兼五华县河东镇大嵩村村委副主任、副书记兼出纳。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和县、镇主管单位的个别领导对移民补偿款有支配权，在开展移民新村建设过程中围绕移民补助款的下拨、使用进行相互勾结、共同作案。

3、监督缺失。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对于村干部的管理，主要依靠的是村民集体监督，乡镇与村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上级监督部门也只是按职能分工各管一段。在这种监督机制下，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本案中李某先等人以虚报、重报移民户和将非移民户列入移民户的方式骗取移民补偿款。这些环节隐蔽性不强，犯罪轨迹也较明显，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的相对淡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加上对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管理、财务管理等重要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方式，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4、手段多样。基于农村基层组织所处层面、管理领域和资金来源的特殊性，此类犯罪手段形式多样。本案中李某先等主要是虚报假名或冒名领取补偿款及巧设名目套取下拨款：一是捏造假名单或重复报移民户。这种情况往往采取共同作案的手段套取补助款后进行私分。如李某先伙同陈某章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以陈某东、陈某泉等人的名义虚报了8户移民户，套取移民款7万多元人民币共同私分。二是将非移民户列入移民户名单。如李某先的妻子并非移民户，但李某先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其妻子列为移民户，从中虚报套取移民款1万多元人民币占为己有。三是假借各种名义套取补助款。如陈某良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以上级要活动费为名，将套取的移民房改补助款中的5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
　　
　　案件警示：笔者结合此案特点以及我院对该案采取的惩防措施，认为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过程中应该做到“三抓三有三完善”。

1、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要“三抓”。“三抓”即抓案源、抓深度、抓实效。虽然涉农腐败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不时会收到举报线索，但这些线索要么内容简单，要么涉案数额不大，要么管辖权似是而非。因此，在做好传统的从举报线索中评估有价值的犯罪线索、从社会生活中捕捉犯罪线索、从办案中挖掘犯罪线索的前提下，要突出重点，结合本地实际，把获取线索的重心转移放在党委政府支农惠农的重大工程项目上，瞄准涉及土地整改、村级道路建设、民间桥梁改造等农村基础建设领域。镇、村干部往往参与众多工程，关系网错综复杂，且相关工程的承建商又与其他上级管理部门的干部有联系，起初的一个线索往往会牵出多个线索，个案最终会发展成窝案、串案。因此，在查处案件中，要注重案件深挖，在可能发案的各个环节中选准初查方向，以个案为突破口，形成办案的规模效应。在深入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同时，要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讲究办案方式方法，努力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社会影响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的案件，依法追究，一查到底。对于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多的案件，惩治少数，教育挽救多数，努力减少矛盾和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预防涉农职务犯罪要“三有”。“三有”即有措施、有策略、有合力。要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就必须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近年来，我院预防部门通过举办各类预防职务犯罪展览、召开座谈会、举办法制讲座、上法制课等形式，送法进乡村，并专门开辟以县委党校等为教育基地，利用县委组织的对村官培训这一平台，加强对村官的培训，结合一年一度召开的县预工委会议或刊发的县预工委简报，选择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做得较好的镇进行经验交流，典型引路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提高了基层干部的法律素养，让农村群众了解、支持和配合检察机关开展的涉农职务预防工作。在采取这些常规措施的基础上，预防部门还要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有策略地开展预防工作。一是充分发挥社会化大预防网络的作用。把社会化大预防网络延伸到村。目前，我县已在全县16个镇均在所辖村和居委选定了近500名预防职务犯罪联络员，充分发挥他们身处农村基层的有利条件，促进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二是发挥谈话警示制度。对自侦部门在办案中发现的有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或犯罪情节轻微的相关人员实施谈话教育警醒，对行贿人员实行行贿人警示谈话，督促他们认识错误，纠正违法犯罪行为，达到警醒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三是多方联动，积极推广承诺制度。与县直涉农职能部门及镇村联手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把与县直涉农职能部门及镇村干部签订《预防涉农职务犯罪承诺书》作为加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举措。等等。同时在工作中，要意识到预防涉农职务犯罪是一个系统工作。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就必须形成工作上的合力，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和配合，加强与农业、林业、水利、民政等涉农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强大合力。

　　3、根治涉农犯罪要“三完善”。 “三完善”即完善制度、完善机制、完善管理。一是完善制度。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案前、案中、案后”专职预防的主导作用和检察建议的作用，结合办案，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帮助建章立制，堵塞管理漏洞。要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农民评议干部制度等相关制度，做到以制度管人，以制度促进工作。二是完善机制。着力建立民主管理与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支农资金的监管体系，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分工不清，责任不明，权力集中等问题，进一步推行村务公开。同时，检察机关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在积极打击涉农职务犯罪的同时，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三是完善干部管理。选好用好干部，从组织上保证干部质量，并建立长效的农村干部培训体系。要加强农村干部思想建设、纪律作风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开展经常性反腐倡廉教育，使农村干部时刻懂得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服务意识，坚决杜绝吃农坑农现象发生。



作者：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赖兴平 古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