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陆一冰


摘要：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治安管理处罚，但是我国法学界对此研究并不深入。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为忽略了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缺乏听证程序、缺乏制约机制以及救济途径不完善。这些缺点限制了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因此，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重构。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强调参与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听证权利、强化司法审查原则以及贯彻比例原则，通过这些措施，来完善行政拘留制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问题；完善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IN THE LEG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ABSTRACT:Administrative is an important punishment in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but few law schoolar researches it. There are many flaws in the system of anministrative detention, such as the law ignores the specility of right of freedom, and the lack of hearing procedure, the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and so on. These drawbacks above hindhard the function of 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nd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So the leag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grant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the right to hearing, let the court surpovise t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ith the measures above, we can improve the lagal system of adnimistrative detention and protect the administrative conuterpart’s rights.
KEY WOR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Problem; Improvement

绪论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也是常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此有所规定。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拘留研究得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刑事拘留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和看法，但是对于行政拘留的研究则不是很重视，处于“被法治遗忘的角落”， 这可能是因为行政拘留时间比较短，对公民权利影响有限造成的。事实上，行政拘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涉及到宪法权利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刑事拘留是一样的。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深入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由于我国宪政体制方面的其他原因，造成了实践中行政拘留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拘留展开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正视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以理性的思维分析如何消除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治安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是在此前提和背景下，运用多种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研究，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促进行政法治能够产生一些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行政拘留概述
（一）行政拘留的概念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行政拘留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行政拘留决定宣告后，在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被处罚的人及其亲属找到保证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可申请行政主体暂缓执行行政拘留。
（二）行政拘留的特点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与刑事拘留、司法拘留的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目的、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几种拘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总体上看，行政拘留有如下特点：
1.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方式，只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有拘留裁决权。
2.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前者是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人采取的惩戒措施；后者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采取的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行政拘留不同于司法拘留。后者是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人所实施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 行政拘留不同于行政扣留。行政扣留是行政机关采取的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5. 行政拘留与拘役不同。拘役是由人民法院对触犯刑法的人判处的一种刑罚，而行政拘留并不是一种刑罚，只受到过行政拘留的人员并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三）我国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制度
我国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规定了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因此，行政拘留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行政拘留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第二章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拘留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该项对行政拘留的性质作了定位，即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的期限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3、七十周岁以上的；4、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该条对于适用对象作了消极性的排除规定，即对于符合某些特定情形的人员，行政拘留对其不适用，以体现人文关怀。
从整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直接关于行政拘留制度的规定就是上述几个条文，其他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能否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
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直接处分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简要的规定给实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下文中作详细的论述。
二、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行政拘留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种惩罚措施，具有必要性，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需，也体现了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否定态度。从世界各国来看，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制度。但是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四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但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行政拘留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该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并列，在适用程序等方面亦没有明显的区别。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人身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此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发动，必须经法院审查，这是各国公认的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任何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立法者可能考虑到我国在社会转型期违法现象比较多，因此设置了这样的处罚种类，但是立法者明显忽视了这种处罚的特殊性，进而忽略了特殊的程序设置，没有在程序上做到更为谨慎，更为严密。
（二）缺乏听证程序
既然行政拘留涉及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自由权的处分，那么在适用行政拘留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谨慎，并且给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如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听证也称听取意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制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社会立法、执法的民主化趋势，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听证体现了是国家对公民意见的尊重，是一种符合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
我国并不是没有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听证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第3至第7款规定：听证公开进行；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应当制作笔录。《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时，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可见《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之外，而将一些轻微的处罚种类却规定了相对人可以要求听证，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行政处罚法》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将这一缺陷弥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其意见，对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如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规定来看，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听证程序，仍然属于“决定与被决定的‘双方组合’”， 难以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三）缺乏制约机制
分权与制约，是宪政的精髓。在我国宪政体制中，虽然也强调分权与制约，但是有的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力过大，其他国家机关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在公检法组成的政法系统中，显然公安机关的权限是最大的，法院、检察院对其形成的制约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行政拘留中也有所反映。
我国立法将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公安机关，尤其自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剧烈的处罚。当然，检察院和法院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间接地参与其中。相对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后可以向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均属于时候监督的方式，而不是事前监督的方式。在行政拘留决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检察院并不能参与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机关独自完成。
这一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行政拘留决定权方面的权限过大，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自由度过大。当然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立法者认为公安机关能够恰当、审慎地形式自己的权利，依靠公安系统的内部监督就能秉公执法。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和宪政原则是相背反的。
笔者认为，之所以立法者没有赋予法院或者检察院事前监督的权力，可能是因为立法者认为治安违法现象非常多，如果每一起和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均要求法院或者检察院逐一审查、批准，必将损害公安机关的行政效力，因此就直接保留事后监督的权力，而不再赋予检察院和法院事前监督的权力。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法的价值有很多种，如公平、自由、效率等等，法的不同价值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立法者应该对此加以平衡，而不能过度肯定法的某一价值，而否定了法的其他价值。公安机关的行政效率固然重要，但是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惩罚手段是否适当，处理结果是否公平，也都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
（四）救济途径不完善
试论产品缺陷及其法律责任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消费品极大地丰富，产品质量问题也日渐突出，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相继发生了一些诸如啤酒瓶爆炸，燃气热水器泄漏，化妆品毁容，液化气钢瓶爆炸等事件，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造成消费者伤害、死亡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发生制假售假等严重危害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产品责任问题凸现出来，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建设，明确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1985年以前的民法著作，完全没有涉及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此后，我国民法通则始有规定，直到产品质量法的出台，应该说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不甚明确。因此，笔者从司法实践可操作性的角度对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范围、产品缺陷、产品责任主体、责任规则、以及惩罚性赔偿等作一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关于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和范围
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意义上的“商品”。其应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在探讨产品责任的时候，首先必须把握住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和范围。这是一种法律化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性质、范围需要法律来界定。从保护消费者角度来说，是消费者维权的前提条件。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的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这样，产品质量法实际上将不动产限定在产品之外，因此，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只能是动产。
世界各国对产品的定义及其范围的限定不尽相同。（1）在美国，产品指一切经过加工处理有有形物，包括农产品在内。现已扩展到无形财产在内。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二条规定，产品指一切动产，还包括电，但不包括农业原产品和狩猎产品，同时允许各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将农业原产品和狩猎产品包括在产品范围内。英国1987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中产品指任何物品或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其它东西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法国民法典》第1386-3条规定：“一切动产物品，即使已与某一不动产结合成一体，其中包括土地的产品、畜产品、猎获物与水产品，都是产品，电，视为产品。德国1989年在《产品责任法》中规定的产品是指一切动产，而且动产也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一部的物，同时也包括“电”，但“未经加工”的农业产品不是产品。综上，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产品的概念和范围提出立法建议。对于电，利用管道输送的燃气、油品、热能，血液及其制品，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经过初加工的农产品等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范围，各持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关于不动产，我国法律已经排除在外，但以下几类不符合产品定义的，给裁判实务留下不确定性的，应该予以明确规定。（1）电，导线传输中的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如果符合《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压要件，自可适用该条高度危险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所谓高压，指电压在1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依此解释，居民生活用电（220伏）及普通工厂车间用电（360伏），不属于高压。如果不符合高压要件，如居民生活用电、普通工厂车间生产用电造成损害，应不适用高度危险责任，而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对受害者保护显然是不利的。（2）管道燃气、油品、热能等。现代建筑业的不断进步，物业管理的不断完善，生产、生活、办公条件的不断改善，管道供油、供气、供热等越来越多，如果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是否能适用产品责任。笔者认为，管道的铺设应具有专业技术，管道及其铺设的质量，管道内所供的燃气等存在危险，供应商对质量问题应承担严格责任，因此管道供气供水供油虽不能完全符合产品责任法中产品定义，仍应视为产品。（3）血液及其制品。近年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件中，认定输血用的血液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产品定义，因此不是“产品”。笔者认为，血液在医疗过程中，实质上是被用于销售，即使是无偿献血所献血液，也还是被采血单位“出售”，血液在被采集过程中，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抽取、检测、通过离心机对全血进行离心、分层、提取，是一个加工制作过程。且由于人体的个体差异，输血有一定的风险，虽从采集起就有各种严格要求，临床上仍有可能发生各种并发症，血液处于对使用者的不合理的危险的缺陷状态，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为保护病人，促使医院承担严格责任，应将血液及其制品作为产品责任中的产品。
有些学者或专家认为，在产品的定义之后，采取列举式将计算机软件、类似的电子产品列举，纳入产品的范围。笔者认为，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的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产品应无分歧，无需另行列明。
综上，我们对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应理解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电，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血液及其制品视为产品。
二、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在现代产品责任普遍适用严格责任的条件下，产品责任法已经发展到有缺陷即有责任，无缺陷即无责任的阶段。产品缺陷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础，更是产品责任法的核心。（2）“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础。鉴于这一至关重要性，法学家们对解释缺陷的问题较之对产品责任法上任何其他问题都更费心机，绞尽脑汁。”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从理论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是双重标准，即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笔者认为，该两个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不宜作为产品责任法的标准，应统一应用不合理危险标准。理由如下：1、不合理危险标准是先进的，科学的，它保持了同世界各国的一致性。2、国家某一强制性标准，既是强制性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又是对产品具有保证消费者人身健康、财产安全的起码要求，试想，如果一种产品都不符合基本标准，何谈对人身、财产的保护；3、国家某一强制性标准是国家在一定科技水平下制定的，不可能包含产品的全部安全性能指标；再者，市场上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新产品投入流通之前，均制定相应的标准，尤其是涉及高新技术的产品，这样，高新技术产品无强制性标准，只能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相应地提高了新产品的判断标准，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合理。4、实践中，可能出现虽然符合质量指标，但却具有危险性的情况。在此情形中，以何为标准，司法实践无所适从。因此，强制性标准只能作为一个“门槛”，违反该强制性标准，原告只需要证明该产品不符合标准，无需进一步证明该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法官即可判定该产品有缺陷。
探讨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不能不探讨产品缺陷的分类。（3）多数美国法学作品将产品缺陷分成三种，即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告缺陷。我国产品责任法并没有明确分类，但散见于法条中。我国产品质量缺陷纠纷中，尤其是制造缺陷和警告缺陷常见。笔者在此仅探讨一下警告缺陷。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一款（五）项规定，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对此亦有规定。警告缺陷是指对与产品有关的危险或产品的正确使用没有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如果没有或缺乏恰当的警告和指示，消费者对上述危险及正确使用、避免危险的方法一无所知或没有足够了解，危险就是不合理的，产品就因此构成警告缺陷。例如时下流行的营养品广告中的核酸，有关专家已经指出，如果痛风病人服用核酸，就会加剧痛风病人的病情，如果核酸生产厂家没有明确的警示标志，就可以认定为警告缺陷。
三、责任承担
关于责任主体。
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产品责任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
（4）在理论界，有些专家、学者建议将产品责任主体范围扩大，建议将产品的进口商、运输者、仓储者、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原辅材料的生产者、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零部件的生产者列为产品责任主体。笔者认为：1、产品的进口商。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进口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家，进口产品的缺陷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害，国内消费者向生产者索赔的难度大，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从切实维护国内消费者利益出发，避免出现因进口产品缺陷的生产者在国外而使国内受害者无法受偿的情况出现，应当将进口商列为产品责任的主体。2、产品运输者、仓储者。在一般情况下，因普通消费者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运输者、仓储者系何人，只知道生产者和销售者受害人绝大多数可以直接通过向生产者、销售者要求赔偿即可，而无须追加运输者、仓储者，即使运输者、仓储者有过错，生产者、销售者在赔偿受害人之后，完全可以依据运输合同、仓储合同来要求有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从法理上说，受害人亦不能要求运输者、仓储者承担产品缺陷的严格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只能依据合同关系承担违约责任或过错责任。3、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原辅材料的生产者、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零部件生产者。实际上，将原辅材料的提供者、零部件的提供者追加为责任主体在实践中无任何意义。其一，受害人事实上不可能知道这些提供者，也不愿意放弃生产者和销售者而去追究提供者的责任。一旦因破产或其他原因使生产者、销售者难以得到追究，消费者也很难举证证明谁是原辅材料的提供者，谁是零部件的提供者，原辅材料、零部件是否有缺陷等。其二，增加了受害人实现救济的难度，增加了受害人的举证义务，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其三，生产者向原辅材料、零部件的提供者追偿，也是产品责任的连环案。
关于归责原则。
所谓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是指产品损害事故发生后，法律是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还是以发生的客观损害事实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和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简单地说就是据以确定行为人主观过错是否为产品责任构成要件的原则。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生产者采用严格责任，对销售者采取过错责任。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实质上对销售者实行的是有条件的严格责任。我国产品缺陷中，制造缺陷和警告缺陷占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生产者的质量意识不强，销售者的服务、告知意识不强，甚至知假售假，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为我国的一大公害，因此，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应处以严格责任。这是因为：1、销售者较之普通消费者，具有更丰富的产品知识，了解产品性能，尤其是其对进货渠道的熟知，其有责任有义务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销售者是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的一大重要环节，加大其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海现象”正是在我国商品流通环节的销售者知假卖假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现象，一些商家谈“王海”色变，对当时净化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足以说明对销售者应予以严格责任。2、有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避免生产者与销售者的相互推诿，使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四、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是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民事制度，最早适用于侵权责任，但后来被逐渐广泛适用于合同纠纷。美国在产品责任法上就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惩罚性赔偿，是指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它不是以补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目的，而是作为补偿性赔偿之外的一种附加判处。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没有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但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却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开创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先河，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中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5）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侵权责任、建筑质量侵权责任与服务质量侵权责任，并行组成我国“三位一体”的质量侵权责任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款。因此产品质量法更应该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我们知道，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法律维持，立法就应针对社会现状，满足社会需求，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企业不规范，多数企业质量意识不强，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反而使高质量的产品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不利于社会发展，因此，对产品责任实行惩罚性赔偿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参考书目：
1、钟华 试论产品及其缺陷 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2、see Alistair M Clark “Product Liability Sweet & Maxwell” 1989 p27
3、张琪 中美产品责任中产品缺陷的比较研究
4、张海燕 产品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5、赵康 论服务质量侵权责任 载于法律图书馆网站



作者：孙树林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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